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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的書法藝術成就幾乎可與魏晉時期相媲美，且與魏晉主要依托“二王”（王羲之、王獻之）一枝獨秀、獨領風騷的局面不同，唐朝涌現出數量眾多的書法大家和風格各異的書法佳作，創造了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盛世景象。為什么唐朝的書法會取得如此的成就？可從這一時期的審美取向、人文精神和文化景觀等方面窺探一二，而文化又是最基礎的因素。唐朝的書法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是其盛世文化的縮影，經歷了在發展中走向成熟，在創新中塑造典范的過程。

在審美取向方面，以追求法度備存為主要特征，有力促成了書法的推廣

(相關資料圖)

清代梁巘在《評書貼》中對各個朝代的書法風格進行了高度概括：“晉尚韻，唐尚法，宋尚意，元明尚態。”魏晉士人風流自賞、喜好清談，他們的書法隨性而作、體任自然、應和萬物。唐朝書法家雖然仍對魏晉推崇備至，實際上卻已經擺脫了追求自然之美的風尚，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審美自覺，實現了風格的集體轉向。初唐四家（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薛稷）的楷書無不以法度森嚴而著稱，由六朝的欹斜傾側、娟媚遒逸變為端莊謹嚴、平正規范。如歐陽詢《付善奴授訣》有云：“每秉筆必在圓正，氣力縱橫重輕，凝思靜慮。當審字勢，四面停均，八邊俱備；長短合度，粗細折中；心眼準程，疏密被正。”顏真卿更是把唐書重法度推向了極致，《廣川書跋》稱其“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”，顏體寬綽開張，雄渾豐厚，有浩大氣勢。

唐朝書法注重法度，與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繁榮發展有著密切聯系。一方面朝廷注重公文書寫的美觀和書法人才的培養，如把書學作為國子監“六學”之一，在科舉考試中樹立“書法取士”的導向；另一方面社會物質生活的優裕推動了精神活動的豐富，越來越多人把舞文弄墨作為閑暇時的興趣愛好。因此，唐朝書法的興起具備了廣泛的參與基礎，這與魏晉時期的封閉形成鮮明對比，張彥遠在《法書要錄》記載：“蔡邕受于神人，而傳與崔璦及女文姬，文姬傳之鐘繇，鐘繇傳之衛夫人，衛夫人傳之王羲之………世南傳之，授于歐陽詢、褚遂良。”魏晉時期，筆法被視為稀世珍寶，主要在家族血親中傳承流衍，外人根本學不到。宋人陳思在《書苑菁華》記載了鐘繇為了從韋誕那里得到蔡邕的筆法而入墓行竊的奇聞，這段故事雖未可信，但是魏晉書法家對筆法的隱秘可見一斑。

唐朝書法的參與基礎越廣泛，越開放包容，就越需要樹立大一統的規范，在各個流派之間建起可以溝通的橋梁。在審美取向方面，書法家從風流自賞、契合知音、感應外物相對單純的需求，轉向以滿足差異化的偏好，博得廣大受眾認可為主要目的。越是博大精深的法度，越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，越能適應時代審美的需要。而這反過來又促成了書法的推廣，因為統一法度、書寫規范讓秘而不宣的技法變得便于普及，書法從此不再被少數書法世家所壟斷，而是“飛入尋常百姓家”，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一門普通的藝術。

在人文精神方面，建立書品與人品的對應關系，強調道德對藝術的統攝

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《書概》中寫道：“書者，如也，如其學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總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這是書法作品與書家人格關系較為完整的表述，這一觀點可上溯至唐代柳公權“心正則筆正”之說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有這么一段記載：“穆宗時，（柳公權）以夏州書記入奏。帝曰：‘朕嘗于佛廟見卿筆跡，思之久矣。’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。帝問公權用筆法，對曰：‘心正則筆正，乃可為法。’帝改容，悟其以筆諫也。”柳公權并非只為筆諫才說出“心正則筆正”，在書法品評中，重視人格垂范的影響和藝術的道德價值，是那個時代書法家普遍信奉的準則。如張懷瓘在《文字論》里寫道：“文則數言乃成其意，書則一字已見其心。”

唐朝書法大家顏真卿樹立了書品和人品的雙料典范，書法道德觀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詮釋，也對后世產生很大影響。歐陽修在《筆說》里寫道：“古之人舉皆能書，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。然后世不推此，但務于書，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使顏魯公書雖不佳，后世見者必寶也……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，惟賢者能存爾，其余泯泯不復見爾。”在歐陽修眼里，顏真卿之所以備受推崇，不僅因為他的字寫得好，更因為他的人品冠絕古今。歷史上字寫得好的人很多，但經歷了歲月的大浪淘沙，能千古流傳的，必是品行高尚的圣賢之人。宋代書法“四大家”——蘇、黃、米、蔡，蔡原本指蔡京，可由于其名聲太差，為后人所不齒，由蔡襄取而代之。

藝術向道德歸位，是法度至臻和人文精神至盛協同發展的必然結果。柳公權進諫“心正則筆正”，已經預設了一個前提：“正”是書法審美的最高準則。在唐朝法度完備的語境下，這個前提是毋庸置疑的，而實際上在其他朝代，未必能普遍認可這樣的觀點，如北宋書法家米芾就視柳公權的字為“丑怪惡札之祖”（米芾《海岳名言》：“柳公權師歐，不及遠甚，而為丑怪惡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書。”）。書法法度的統一，單純依靠書法家的影響力是不夠的，必須先有堅實穩固的地基。儒家正統便是唐朝書法的根基，把書法納入儒學的體系中，用儒學來闡釋書法，從傳統中獲取權威，所建立起的法度自然獲得廣泛認可。儒家倡導“內圣而外王”“內化于心，外化于形”，漢代大儒楊雄于《法言·問神》云：“故言，心聲也；書，心畫也。聲畫行，君子小人見矣。”因此，在儒家正統的浸染下，唐朝書法必然走向自內向外、由心至書，以道德統攝藝術的發展道路。

在文化景觀方面，唐朝書法與各種藝術深度交融，形成了枝繁葉茂的盛世文化氣象

唐朝書法的開放包容不僅體現在建立統一法度、吸納各種風格、推動廣泛參與等自身發展方面，還體現為與繪畫、詩歌、佛學等各種文化元素深度交匯融合，產生了奇特的化學反應。其中，最為突出的就是書法與詩歌的融合。

一方面，與魏晉以信札為書法主要載體不同，唐朝的書法應用的場景十分廣泛，摩崖石刻、楹聯牌匾、碑文佛經、信箋長卷等都是書法家展示才藝的天地，因此，書寫內容不再以實用為主，抄寫有文學價值的文字成了書法創作的常態，而詩歌以其篇幅精短、文字優美、意境豐富、寓意深遠等優勢，深受書法家的喜愛，如李白的《上陽臺帖》、張旭的《古詩四帖》《殘秋入洛帖》、杜牧的《張好好詩》等。以詩歌作為書法的創作內容，可以把詩歌的意境與書法的意象融合在一起，實現詩美與書美的珠聯璧合、交相輝映。

另一方面，唐朝的書法作品，尤其是狂草，又催生了很多盛贊作品和作者的絕妙詩文。唐朝許多詩人，如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高適、岑參等都有許多以論書為題材的詩歌代表作，如李白的《草書歌行》、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、高適的《醉后贈張九旭》等。詩人用高超的語言藝術淋漓盡致地描繪了書法之美，這些詩歌既有很高的文學價值，又展現了作者對書法藝術的深刻感悟，也反映了那個時代蓬勃旺盛的文化景觀。

唐朝書法能夠與其他文化元素深度交融，得益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十分肥沃，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養料，給其生長繁衍提供十分廣闊的空間，而同時書法的發展又對培育它的文化進行了回饋。唐朝的書法、詩文、繪畫都通過創新和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。蘇軾在《書吳道子畫后》盛贊道：“知者創物，能者述焉，非一人而成也。君子之于學，百工之于技，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。故詩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韓退之，書至于顏魯公，畫至于吳道子，而古今之變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”

唐朝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得到了廣泛的發展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繁榮和輝煌的朝代之一。在這個時期，作為文化傳承載體和表達形式的書法藝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唐朝書法家們深諳經典、善于詩詞，注重心靈的修養，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和情感融入到書法中，將對書法藝術的追求融入儒學正統的理想中，使其在建立完備法度的同時，更加具有人文情懷。唐朝的書法藝術與時代文化密不可分，既要從書法看文化，又要從文化看書法，這才是讀懂唐朝書法何以成為典范的正確途徑。

（作者：陳振熙，系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博士生）